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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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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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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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格勒: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讨人喜欢?

人物stockxp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187 次浏览 • 2016-02-29 15:47 • 来自相关话题

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18世纪末才首次得到承认。1790年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欧洲的未来发表了悲观的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家(calculator)赢得了胜利;欧洲的辉煌永远结束了。”经济学家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群体,但却摧毁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以为经济学家们会因此获得一些尊重,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一成就并没有赢得多少人的钦佩和喜爱。不过,伯克显然错了。事实证明,19世纪是人类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经济、科学甚至道德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诡辩家们无疑只是些吹毛求疵或虚伪的夸夸其谈者而已,从不会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但经济学家和计算家则没有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实上这两者甚至还为创造一个辉煌的世纪略尽了绵薄之力。

然而,谴责经济学家的传统还是形成了,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一直热衷于延续这一传统。我不想在此细数那些谴责(其中所蕴含的恶意通常都多于智慧),而是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指责经济学家会成为一种潮流呢(即使将经济学家们罪有应得的成分都排除在外)?主要原因非常明显——经济学家一直充当着对社会改革建议“泼冷水”的角色,而对那些支持上述建议的改革者和慈善家而言,经济学家带来的只会是绝望。

经济学家这种击碎别人美好希望的行为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搞得尤为声名狼藉。当时的马尔萨斯是一个不错的年轻牧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他的父亲丹尼尔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是卢梭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姆·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学生,1749年丹尼尔出版了一本名为《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认为造成我们这个世界各种问题存在的原因都在于婚姻制度、财产制度这类制度安排。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现,在是否只要制度正确人类就能走向“完美”(或者至少是过得更舒服,更富于力量)这个问题上,他与父亲是有分歧的。他认为,他发现了人类迈向完美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性的热衷”。由于这种热衷,人类生养的后代数量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因为人类的生育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和自然提供生存资料的能力。对此深信不疑的马尔萨斯于1798年匿名出版了一本《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他因此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但同时也使经济学家们从此被人们称为人类发展计划的冷血批评家。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就是经济学被称为“一门沉闷的科学”的根源。尽管1825年以后马尔萨斯的理论即便在经济学家中也越来越不被认可(因为该理论是错误的),但经济学家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各种充满善意的政策给与批判。我最喜欢的一个代表了经济学怀疑思想的例子就是一位极富天赋的爱尔兰经济学家兼律师,芒蒂福特·隆菲德(Mountifort Longfield)。

在英国一些地区,生活较富裕的人们通常会在小麦紧缺时期买下小麦再以半价转售给穷人。显然,这些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但1834年隆菲德则指出(在他的演讲中),这些富人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原因很简单:假设小麦短缺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个丰收季节,那么唯一能帮助穷人的办法就是让富人们少吃点——经济学家们也遵循算术法则。仅靠转移金钱并不会在下个收获季节来临前生产出小麦,而事实上,隆菲德还天才般地向人们表明,金钱转移只会使那些谷物商获益。穷人们最终为小麦支付的钱还是和他们本来要支付的一样多,并不会因半价买进而得到任何好处,在整个过程中只有最初的小麦持有人会获益。在这个例子中,富人的慈善之举实际上毫无意义。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大部分的公共角色就是按照经济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不管是隆菲德时代向穷人半价销售小麦,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低工资规定和根据不同情况而制定的最高利率,都是如此。经济学家们就像总是带来坏消息的信使,也正因为如此才获得了坏名声。

但我认为,这种公共角色是必要的,或者说是重要的。那些办事效率低下或效果适得其反的社会尤其需要知道这一点。医生必须提醒病人警惕那些对其病愈无益甚至有害的“秘方”,工程师应该警告立法机关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对经济学家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著名的古典学者、牛津大学老师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就曾精妙地阐述过这一点。1861年,有一位维多利亚时代以反对活体解剖而闻名的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对经济学家生出了诸多抱怨,而本杰明则针锋相对地维护了经济学家的声誉。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感谢你送给我那本小册子,我看了,非常喜欢。

你以那样一种简单而感人的手法就社会问题进行论述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千万别挑起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战争。

(1)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是一群非常强大而危险的人。

(2)因为如果人们对自利这种普遍动机的看法存在分歧,那么就不可能填补法律的空隙。

(3)(你可能不会同意这点)因为所有所谓的慈善家加起来也不如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维护自由贸易等为劳工阶层带来的利益多。

就我自身而言,我希望能够避免那些伪善的表述,比如“使命”之类的,受过教育的人并不喜欢这类表述。但我估计它们是筹钱的必要手段,不过既然这只是一个喜好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也就完全可以对此进行重大调整。感觉的光芒从来不会教导我们怎样去一同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而阳光也不会找到通往人类或野兽心中的途径。

我总是希望所有人文学科都能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结合是违背人性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请恕我做这样的推断。

很难对上述颂扬进行反驳。经济学家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正是科学家的使命,否认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无礼,或者很无知吗?

如果有谁同意经济学家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并不要求他对经济学家的喜爱多于对殡葬业者的喜爱。经济学家们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在善良、勇敢、慷慨或忠诚方面,他们和普通人差不多。如果他们,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别人给予嘉许,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经济学是唯一一门发展得相当好的社会科学(知道我说的谦虚是什么样的了吧?),因为它拥有一套广泛的、可操作和可检验的理论体系。置身于经济学会让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稍有不同,我希望这些差异会带来一些乐趣。



​作者:乔治 · 施蒂格勒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节选自《乔治 · 施蒂格勒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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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18世纪末才首次得到承认。1790年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欧洲的未来发表了悲观的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家(calculator)赢得了胜利;欧洲的辉煌永远结束了。”经济学家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群体,但却摧毁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以为经济学家们会因此获得一些尊重,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一成就并没有赢得多少人的钦佩和喜爱。不过,伯克显然错了。事实证明,19世纪是人类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经济、科学甚至道德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诡辩家们无疑只是些吹毛求疵或虚伪的夸夸其谈者而已,从不会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但经济学家和计算家则没有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实上这两者甚至还为创造一个辉煌的世纪略尽了绵薄之力。

然而,谴责经济学家的传统还是形成了,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一直热衷于延续这一传统。我不想在此细数那些谴责(其中所蕴含的恶意通常都多于智慧),而是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指责经济学家会成为一种潮流呢(即使将经济学家们罪有应得的成分都排除在外)?主要原因非常明显——经济学家一直充当着对社会改革建议“泼冷水”的角色,而对那些支持上述建议的改革者和慈善家而言,经济学家带来的只会是绝望。

经济学家这种击碎别人美好希望的行为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搞得尤为声名狼藉。当时的马尔萨斯是一个不错的年轻牧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他的父亲丹尼尔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是卢梭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姆·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学生,1749年丹尼尔出版了一本名为《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认为造成我们这个世界各种问题存在的原因都在于婚姻制度、财产制度这类制度安排。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现,在是否只要制度正确人类就能走向“完美”(或者至少是过得更舒服,更富于力量)这个问题上,他与父亲是有分歧的。他认为,他发现了人类迈向完美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性的热衷”。由于这种热衷,人类生养的后代数量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因为人类的生育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和自然提供生存资料的能力。对此深信不疑的马尔萨斯于1798年匿名出版了一本《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他因此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但同时也使经济学家们从此被人们称为人类发展计划的冷血批评家。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就是经济学被称为“一门沉闷的科学”的根源。尽管1825年以后马尔萨斯的理论即便在经济学家中也越来越不被认可(因为该理论是错误的),但经济学家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各种充满善意的政策给与批判。我最喜欢的一个代表了经济学怀疑思想的例子就是一位极富天赋的爱尔兰经济学家兼律师,芒蒂福特·隆菲德(Mountifort Longfield)。

在英国一些地区,生活较富裕的人们通常会在小麦紧缺时期买下小麦再以半价转售给穷人。显然,这些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但1834年隆菲德则指出(在他的演讲中),这些富人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原因很简单:假设小麦短缺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个丰收季节,那么唯一能帮助穷人的办法就是让富人们少吃点——经济学家们也遵循算术法则。仅靠转移金钱并不会在下个收获季节来临前生产出小麦,而事实上,隆菲德还天才般地向人们表明,金钱转移只会使那些谷物商获益。穷人们最终为小麦支付的钱还是和他们本来要支付的一样多,并不会因半价买进而得到任何好处,在整个过程中只有最初的小麦持有人会获益。在这个例子中,富人的慈善之举实际上毫无意义。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大部分的公共角色就是按照经济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不管是隆菲德时代向穷人半价销售小麦,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低工资规定和根据不同情况而制定的最高利率,都是如此。经济学家们就像总是带来坏消息的信使,也正因为如此才获得了坏名声。

但我认为,这种公共角色是必要的,或者说是重要的。那些办事效率低下或效果适得其反的社会尤其需要知道这一点。医生必须提醒病人警惕那些对其病愈无益甚至有害的“秘方”,工程师应该警告立法机关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对经济学家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著名的古典学者、牛津大学老师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就曾精妙地阐述过这一点。1861年,有一位维多利亚时代以反对活体解剖而闻名的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对经济学家生出了诸多抱怨,而本杰明则针锋相对地维护了经济学家的声誉。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感谢你送给我那本小册子,我看了,非常喜欢。

你以那样一种简单而感人的手法就社会问题进行论述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千万别挑起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战争。

(1)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是一群非常强大而危险的人。

(2)因为如果人们对自利这种普遍动机的看法存在分歧,那么就不可能填补法律的空隙。

(3)(你可能不会同意这点)因为所有所谓的慈善家加起来也不如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维护自由贸易等为劳工阶层带来的利益多。

就我自身而言,我希望能够避免那些伪善的表述,比如“使命”之类的,受过教育的人并不喜欢这类表述。但我估计它们是筹钱的必要手段,不过既然这只是一个喜好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也就完全可以对此进行重大调整。感觉的光芒从来不会教导我们怎样去一同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而阳光也不会找到通往人类或野兽心中的途径。

我总是希望所有人文学科都能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结合是违背人性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请恕我做这样的推断。

很难对上述颂扬进行反驳。经济学家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正是科学家的使命,否认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无礼,或者很无知吗?

如果有谁同意经济学家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并不要求他对经济学家的喜爱多于对殡葬业者的喜爱。经济学家们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在善良、勇敢、慷慨或忠诚方面,他们和普通人差不多。如果他们,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别人给予嘉许,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经济学是唯一一门发展得相当好的社会科学(知道我说的谦虚是什么样的了吧?),因为它拥有一套广泛的、可操作和可检验的理论体系。置身于经济学会让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稍有不同,我希望这些差异会带来一些乐趣。



​作者:乔治 · 施蒂格勒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节选自《乔治 · 施蒂格勒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赫伯特·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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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凯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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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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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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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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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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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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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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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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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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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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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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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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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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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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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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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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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塔斯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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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德·科斯洛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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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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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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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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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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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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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吉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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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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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格勒: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讨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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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18世纪末才首次得到承认。1790年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欧洲的未来发表了悲观的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家(calculator)赢得了胜利;欧洲的辉煌永远结束了。”经济学家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群体,但却摧毁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以为经济学家们会因此获得一些尊重,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一成就并没有赢得多少人的钦佩和喜爱。不过,伯克显然错了。事实证明,19世纪是人类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经济、科学甚至道德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诡辩家们无疑只是些吹毛求疵或虚伪的夸夸其谈者而已,从不会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但经济学家和计算家则没有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实上这两者甚至还为创造一个辉煌的世纪略尽了绵薄之力。

然而,谴责经济学家的传统还是形成了,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一直热衷于延续这一传统。我不想在此细数那些谴责(其中所蕴含的恶意通常都多于智慧),而是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指责经济学家会成为一种潮流呢(即使将经济学家们罪有应得的成分都排除在外)?主要原因非常明显——经济学家一直充当着对社会改革建议“泼冷水”的角色,而对那些支持上述建议的改革者和慈善家而言,经济学家带来的只会是绝望。

经济学家这种击碎别人美好希望的行为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搞得尤为声名狼藉。当时的马尔萨斯是一个不错的年轻牧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他的父亲丹尼尔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是卢梭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姆·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学生,1749年丹尼尔出版了一本名为《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认为造成我们这个世界各种问题存在的原因都在于婚姻制度、财产制度这类制度安排。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现,在是否只要制度正确人类就能走向“完美”(或者至少是过得更舒服,更富于力量)这个问题上,他与父亲是有分歧的。他认为,他发现了人类迈向完美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性的热衷”。由于这种热衷,人类生养的后代数量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因为人类的生育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和自然提供生存资料的能力。对此深信不疑的马尔萨斯于1798年匿名出版了一本《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他因此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但同时也使经济学家们从此被人们称为人类发展计划的冷血批评家。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就是经济学被称为“一门沉闷的科学”的根源。尽管1825年以后马尔萨斯的理论即便在经济学家中也越来越不被认可(因为该理论是错误的),但经济学家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各种充满善意的政策给与批判。我最喜欢的一个代表了经济学怀疑思想的例子就是一位极富天赋的爱尔兰经济学家兼律师,芒蒂福特·隆菲德(Mountifort Longfield)。

在英国一些地区,生活较富裕的人们通常会在小麦紧缺时期买下小麦再以半价转售给穷人。显然,这些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但1834年隆菲德则指出(在他的演讲中),这些富人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原因很简单:假设小麦短缺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个丰收季节,那么唯一能帮助穷人的办法就是让富人们少吃点——经济学家们也遵循算术法则。仅靠转移金钱并不会在下个收获季节来临前生产出小麦,而事实上,隆菲德还天才般地向人们表明,金钱转移只会使那些谷物商获益。穷人们最终为小麦支付的钱还是和他们本来要支付的一样多,并不会因半价买进而得到任何好处,在整个过程中只有最初的小麦持有人会获益。在这个例子中,富人的慈善之举实际上毫无意义。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大部分的公共角色就是按照经济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不管是隆菲德时代向穷人半价销售小麦,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低工资规定和根据不同情况而制定的最高利率,都是如此。经济学家们就像总是带来坏消息的信使,也正因为如此才获得了坏名声。

但我认为,这种公共角色是必要的,或者说是重要的。那些办事效率低下或效果适得其反的社会尤其需要知道这一点。医生必须提醒病人警惕那些对其病愈无益甚至有害的“秘方”,工程师应该警告立法机关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对经济学家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著名的古典学者、牛津大学老师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就曾精妙地阐述过这一点。1861年,有一位维多利亚时代以反对活体解剖而闻名的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对经济学家生出了诸多抱怨,而本杰明则针锋相对地维护了经济学家的声誉。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感谢你送给我那本小册子,我看了,非常喜欢。

你以那样一种简单而感人的手法就社会问题进行论述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千万别挑起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战争。

(1)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是一群非常强大而危险的人。

(2)因为如果人们对自利这种普遍动机的看法存在分歧,那么就不可能填补法律的空隙。

(3)(你可能不会同意这点)因为所有所谓的慈善家加起来也不如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维护自由贸易等为劳工阶层带来的利益多。

就我自身而言,我希望能够避免那些伪善的表述,比如“使命”之类的,受过教育的人并不喜欢这类表述。但我估计它们是筹钱的必要手段,不过既然这只是一个喜好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也就完全可以对此进行重大调整。感觉的光芒从来不会教导我们怎样去一同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而阳光也不会找到通往人类或野兽心中的途径。

我总是希望所有人文学科都能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结合是违背人性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请恕我做这样的推断。

很难对上述颂扬进行反驳。经济学家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正是科学家的使命,否认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无礼,或者很无知吗?

如果有谁同意经济学家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并不要求他对经济学家的喜爱多于对殡葬业者的喜爱。经济学家们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在善良、勇敢、慷慨或忠诚方面,他们和普通人差不多。如果他们,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别人给予嘉许,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经济学是唯一一门发展得相当好的社会科学(知道我说的谦虚是什么样的了吧?),因为它拥有一套广泛的、可操作和可检验的理论体系。置身于经济学会让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稍有不同,我希望这些差异会带来一些乐趣。



​作者:乔治 · 施蒂格勒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节选自《乔治 · 施蒂格勒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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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18世纪末才首次得到承认。1790年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欧洲的未来发表了悲观的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家(calculator)赢得了胜利;欧洲的辉煌永远结束了。”经济学家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群体,但却摧毁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以为经济学家们会因此获得一些尊重,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一成就并没有赢得多少人的钦佩和喜爱。不过,伯克显然错了。事实证明,19世纪是人类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经济、科学甚至道德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诡辩家们无疑只是些吹毛求疵或虚伪的夸夸其谈者而已,从不会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但经济学家和计算家则没有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实上这两者甚至还为创造一个辉煌的世纪略尽了绵薄之力。

然而,谴责经济学家的传统还是形成了,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一直热衷于延续这一传统。我不想在此细数那些谴责(其中所蕴含的恶意通常都多于智慧),而是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指责经济学家会成为一种潮流呢(即使将经济学家们罪有应得的成分都排除在外)?主要原因非常明显——经济学家一直充当着对社会改革建议“泼冷水”的角色,而对那些支持上述建议的改革者和慈善家而言,经济学家带来的只会是绝望。

经济学家这种击碎别人美好希望的行为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搞得尤为声名狼藉。当时的马尔萨斯是一个不错的年轻牧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他的父亲丹尼尔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是卢梭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姆·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学生,1749年丹尼尔出版了一本名为《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认为造成我们这个世界各种问题存在的原因都在于婚姻制度、财产制度这类制度安排。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现,在是否只要制度正确人类就能走向“完美”(或者至少是过得更舒服,更富于力量)这个问题上,他与父亲是有分歧的。他认为,他发现了人类迈向完美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性的热衷”。由于这种热衷,人类生养的后代数量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因为人类的生育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和自然提供生存资料的能力。对此深信不疑的马尔萨斯于1798年匿名出版了一本《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他因此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但同时也使经济学家们从此被人们称为人类发展计划的冷血批评家。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就是经济学被称为“一门沉闷的科学”的根源。尽管1825年以后马尔萨斯的理论即便在经济学家中也越来越不被认可(因为该理论是错误的),但经济学家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各种充满善意的政策给与批判。我最喜欢的一个代表了经济学怀疑思想的例子就是一位极富天赋的爱尔兰经济学家兼律师,芒蒂福特·隆菲德(Mountifort Longfield)。

在英国一些地区,生活较富裕的人们通常会在小麦紧缺时期买下小麦再以半价转售给穷人。显然,这些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但1834年隆菲德则指出(在他的演讲中),这些富人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原因很简单:假设小麦短缺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个丰收季节,那么唯一能帮助穷人的办法就是让富人们少吃点——经济学家们也遵循算术法则。仅靠转移金钱并不会在下个收获季节来临前生产出小麦,而事实上,隆菲德还天才般地向人们表明,金钱转移只会使那些谷物商获益。穷人们最终为小麦支付的钱还是和他们本来要支付的一样多,并不会因半价买进而得到任何好处,在整个过程中只有最初的小麦持有人会获益。在这个例子中,富人的慈善之举实际上毫无意义。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大部分的公共角色就是按照经济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不管是隆菲德时代向穷人半价销售小麦,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低工资规定和根据不同情况而制定的最高利率,都是如此。经济学家们就像总是带来坏消息的信使,也正因为如此才获得了坏名声。

但我认为,这种公共角色是必要的,或者说是重要的。那些办事效率低下或效果适得其反的社会尤其需要知道这一点。医生必须提醒病人警惕那些对其病愈无益甚至有害的“秘方”,工程师应该警告立法机关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对经济学家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著名的古典学者、牛津大学老师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就曾精妙地阐述过这一点。1861年,有一位维多利亚时代以反对活体解剖而闻名的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对经济学家生出了诸多抱怨,而本杰明则针锋相对地维护了经济学家的声誉。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感谢你送给我那本小册子,我看了,非常喜欢。

你以那样一种简单而感人的手法就社会问题进行论述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千万别挑起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战争。

(1)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是一群非常强大而危险的人。

(2)因为如果人们对自利这种普遍动机的看法存在分歧,那么就不可能填补法律的空隙。

(3)(你可能不会同意这点)因为所有所谓的慈善家加起来也不如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维护自由贸易等为劳工阶层带来的利益多。

就我自身而言,我希望能够避免那些伪善的表述,比如“使命”之类的,受过教育的人并不喜欢这类表述。但我估计它们是筹钱的必要手段,不过既然这只是一个喜好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也就完全可以对此进行重大调整。感觉的光芒从来不会教导我们怎样去一同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而阳光也不会找到通往人类或野兽心中的途径。

我总是希望所有人文学科都能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结合是违背人性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请恕我做这样的推断。

很难对上述颂扬进行反驳。经济学家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正是科学家的使命,否认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无礼,或者很无知吗?

如果有谁同意经济学家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并不要求他对经济学家的喜爱多于对殡葬业者的喜爱。经济学家们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在善良、勇敢、慷慨或忠诚方面,他们和普通人差不多。如果他们,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别人给予嘉许,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经济学是唯一一门发展得相当好的社会科学(知道我说的谦虚是什么样的了吧?),因为它拥有一套广泛的、可操作和可检验的理论体系。置身于经济学会让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稍有不同,我希望这些差异会带来一些乐趣。



​作者:乔治 · 施蒂格勒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节选自《乔治 · 施蒂格勒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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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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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凯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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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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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格勒: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讨人喜欢?

人物stockxp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187 次浏览 • 2016-02-29 15:47 • 来自相关话题

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18世纪末才首次得到承认。1790年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欧洲的未来发表了悲观的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家(calculator)赢得了胜利;欧洲的辉煌永远结束了。”经济学家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群体,但却摧毁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以为经济学家们会因此获得一些尊重,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一成就并没有赢得多少人的钦佩和喜爱。不过,伯克显然错了。事实证明,19世纪是人类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经济、科学甚至道德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诡辩家们无疑只是些吹毛求疵或虚伪的夸夸其谈者而已,从不会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但经济学家和计算家则没有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实上这两者甚至还为创造一个辉煌的世纪略尽了绵薄之力。

然而,谴责经济学家的传统还是形成了,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一直热衷于延续这一传统。我不想在此细数那些谴责(其中所蕴含的恶意通常都多于智慧),而是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指责经济学家会成为一种潮流呢(即使将经济学家们罪有应得的成分都排除在外)?主要原因非常明显——经济学家一直充当着对社会改革建议“泼冷水”的角色,而对那些支持上述建议的改革者和慈善家而言,经济学家带来的只会是绝望。

经济学家这种击碎别人美好希望的行为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搞得尤为声名狼藉。当时的马尔萨斯是一个不错的年轻牧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他的父亲丹尼尔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是卢梭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姆·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学生,1749年丹尼尔出版了一本名为《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认为造成我们这个世界各种问题存在的原因都在于婚姻制度、财产制度这类制度安排。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现,在是否只要制度正确人类就能走向“完美”(或者至少是过得更舒服,更富于力量)这个问题上,他与父亲是有分歧的。他认为,他发现了人类迈向完美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性的热衷”。由于这种热衷,人类生养的后代数量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因为人类的生育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和自然提供生存资料的能力。对此深信不疑的马尔萨斯于1798年匿名出版了一本《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他因此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但同时也使经济学家们从此被人们称为人类发展计划的冷血批评家。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就是经济学被称为“一门沉闷的科学”的根源。尽管1825年以后马尔萨斯的理论即便在经济学家中也越来越不被认可(因为该理论是错误的),但经济学家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各种充满善意的政策给与批判。我最喜欢的一个代表了经济学怀疑思想的例子就是一位极富天赋的爱尔兰经济学家兼律师,芒蒂福特·隆菲德(Mountifort Longfield)。

在英国一些地区,生活较富裕的人们通常会在小麦紧缺时期买下小麦再以半价转售给穷人。显然,这些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但1834年隆菲德则指出(在他的演讲中),这些富人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原因很简单:假设小麦短缺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个丰收季节,那么唯一能帮助穷人的办法就是让富人们少吃点——经济学家们也遵循算术法则。仅靠转移金钱并不会在下个收获季节来临前生产出小麦,而事实上,隆菲德还天才般地向人们表明,金钱转移只会使那些谷物商获益。穷人们最终为小麦支付的钱还是和他们本来要支付的一样多,并不会因半价买进而得到任何好处,在整个过程中只有最初的小麦持有人会获益。在这个例子中,富人的慈善之举实际上毫无意义。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大部分的公共角色就是按照经济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不管是隆菲德时代向穷人半价销售小麦,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低工资规定和根据不同情况而制定的最高利率,都是如此。经济学家们就像总是带来坏消息的信使,也正因为如此才获得了坏名声。

但我认为,这种公共角色是必要的,或者说是重要的。那些办事效率低下或效果适得其反的社会尤其需要知道这一点。医生必须提醒病人警惕那些对其病愈无益甚至有害的“秘方”,工程师应该警告立法机关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对经济学家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著名的古典学者、牛津大学老师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就曾精妙地阐述过这一点。1861年,有一位维多利亚时代以反对活体解剖而闻名的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对经济学家生出了诸多抱怨,而本杰明则针锋相对地维护了经济学家的声誉。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感谢你送给我那本小册子,我看了,非常喜欢。

你以那样一种简单而感人的手法就社会问题进行论述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千万别挑起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战争。

(1)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是一群非常强大而危险的人。

(2)因为如果人们对自利这种普遍动机的看法存在分歧,那么就不可能填补法律的空隙。

(3)(你可能不会同意这点)因为所有所谓的慈善家加起来也不如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维护自由贸易等为劳工阶层带来的利益多。

就我自身而言,我希望能够避免那些伪善的表述,比如“使命”之类的,受过教育的人并不喜欢这类表述。但我估计它们是筹钱的必要手段,不过既然这只是一个喜好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也就完全可以对此进行重大调整。感觉的光芒从来不会教导我们怎样去一同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而阳光也不会找到通往人类或野兽心中的途径。

我总是希望所有人文学科都能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结合是违背人性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请恕我做这样的推断。

很难对上述颂扬进行反驳。经济学家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正是科学家的使命,否认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无礼,或者很无知吗?

如果有谁同意经济学家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并不要求他对经济学家的喜爱多于对殡葬业者的喜爱。经济学家们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在善良、勇敢、慷慨或忠诚方面,他们和普通人差不多。如果他们,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别人给予嘉许,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经济学是唯一一门发展得相当好的社会科学(知道我说的谦虚是什么样的了吧?),因为它拥有一套广泛的、可操作和可检验的理论体系。置身于经济学会让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稍有不同,我希望这些差异会带来一些乐趣。



​作者:乔治 · 施蒂格勒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节选自《乔治 · 施蒂格勒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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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18世纪末才首次得到承认。1790年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欧洲的未来发表了悲观的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家(calculator)赢得了胜利;欧洲的辉煌永远结束了。”经济学家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群体,但却摧毁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以为经济学家们会因此获得一些尊重,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一成就并没有赢得多少人的钦佩和喜爱。不过,伯克显然错了。事实证明,19世纪是人类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经济、科学甚至道德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诡辩家们无疑只是些吹毛求疵或虚伪的夸夸其谈者而已,从不会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但经济学家和计算家则没有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实上这两者甚至还为创造一个辉煌的世纪略尽了绵薄之力。

然而,谴责经济学家的传统还是形成了,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一直热衷于延续这一传统。我不想在此细数那些谴责(其中所蕴含的恶意通常都多于智慧),而是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指责经济学家会成为一种潮流呢(即使将经济学家们罪有应得的成分都排除在外)?主要原因非常明显——经济学家一直充当着对社会改革建议“泼冷水”的角色,而对那些支持上述建议的改革者和慈善家而言,经济学家带来的只会是绝望。

经济学家这种击碎别人美好希望的行为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搞得尤为声名狼藉。当时的马尔萨斯是一个不错的年轻牧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他的父亲丹尼尔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是卢梭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姆·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学生,1749年丹尼尔出版了一本名为《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认为造成我们这个世界各种问题存在的原因都在于婚姻制度、财产制度这类制度安排。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现,在是否只要制度正确人类就能走向“完美”(或者至少是过得更舒服,更富于力量)这个问题上,他与父亲是有分歧的。他认为,他发现了人类迈向完美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性的热衷”。由于这种热衷,人类生养的后代数量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因为人类的生育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和自然提供生存资料的能力。对此深信不疑的马尔萨斯于1798年匿名出版了一本《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他因此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但同时也使经济学家们从此被人们称为人类发展计划的冷血批评家。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就是经济学被称为“一门沉闷的科学”的根源。尽管1825年以后马尔萨斯的理论即便在经济学家中也越来越不被认可(因为该理论是错误的),但经济学家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各种充满善意的政策给与批判。我最喜欢的一个代表了经济学怀疑思想的例子就是一位极富天赋的爱尔兰经济学家兼律师,芒蒂福特·隆菲德(Mountifort Longfield)。

在英国一些地区,生活较富裕的人们通常会在小麦紧缺时期买下小麦再以半价转售给穷人。显然,这些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但1834年隆菲德则指出(在他的演讲中),这些富人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原因很简单:假设小麦短缺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个丰收季节,那么唯一能帮助穷人的办法就是让富人们少吃点——经济学家们也遵循算术法则。仅靠转移金钱并不会在下个收获季节来临前生产出小麦,而事实上,隆菲德还天才般地向人们表明,金钱转移只会使那些谷物商获益。穷人们最终为小麦支付的钱还是和他们本来要支付的一样多,并不会因半价买进而得到任何好处,在整个过程中只有最初的小麦持有人会获益。在这个例子中,富人的慈善之举实际上毫无意义。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大部分的公共角色就是按照经济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不管是隆菲德时代向穷人半价销售小麦,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低工资规定和根据不同情况而制定的最高利率,都是如此。经济学家们就像总是带来坏消息的信使,也正因为如此才获得了坏名声。

但我认为,这种公共角色是必要的,或者说是重要的。那些办事效率低下或效果适得其反的社会尤其需要知道这一点。医生必须提醒病人警惕那些对其病愈无益甚至有害的“秘方”,工程师应该警告立法机关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对经济学家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著名的古典学者、牛津大学老师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就曾精妙地阐述过这一点。1861年,有一位维多利亚时代以反对活体解剖而闻名的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对经济学家生出了诸多抱怨,而本杰明则针锋相对地维护了经济学家的声誉。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感谢你送给我那本小册子,我看了,非常喜欢。

你以那样一种简单而感人的手法就社会问题进行论述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千万别挑起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战争。

(1)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是一群非常强大而危险的人。

(2)因为如果人们对自利这种普遍动机的看法存在分歧,那么就不可能填补法律的空隙。

(3)(你可能不会同意这点)因为所有所谓的慈善家加起来也不如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维护自由贸易等为劳工阶层带来的利益多。

就我自身而言,我希望能够避免那些伪善的表述,比如“使命”之类的,受过教育的人并不喜欢这类表述。但我估计它们是筹钱的必要手段,不过既然这只是一个喜好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也就完全可以对此进行重大调整。感觉的光芒从来不会教导我们怎样去一同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而阳光也不会找到通往人类或野兽心中的途径。

我总是希望所有人文学科都能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结合是违背人性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请恕我做这样的推断。

很难对上述颂扬进行反驳。经济学家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正是科学家的使命,否认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无礼,或者很无知吗?

如果有谁同意经济学家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并不要求他对经济学家的喜爱多于对殡葬业者的喜爱。经济学家们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在善良、勇敢、慷慨或忠诚方面,他们和普通人差不多。如果他们,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别人给予嘉许,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经济学是唯一一门发展得相当好的社会科学(知道我说的谦虚是什么样的了吧?),因为它拥有一套广泛的、可操作和可检验的理论体系。置身于经济学会让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稍有不同,我希望这些差异会带来一些乐趣。



​作者:乔治 · 施蒂格勒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节选自《乔治 · 施蒂格勒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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