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迄今已夺去4万多个鲜活的生命。无情的天灾，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造成了人间悲剧，也将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无声大爱充分展现出来。悲痛、感动、团结、哀悼等，成为这个民族连日来最为关键的词汇。

















　　悲痛可以化作力量，哀悼可以凝聚精神。救灾与重建工作，千头万绪，十分庞杂。打好救灾与重建这场战役，需要爱，需要奉献，需要勇气，需要众志成城的决心。同时，这场战役因为其复杂性、具体性、科学性，也需要完善的救灾制度来作保证，需要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来执行，还需要整合多重力量，参与到救灾重建当中。

　　无疑，中国的防灾、减灾与重建工作是以政府的行为为主导的。当今中国的行政体制，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动员能力相当之强。而政府的号召力，又与其对于责任的主动担当密不可分。每每大灾来临，民众习惯于依靠政府，也寄厚望于政府。

　　目前，政府的主要涉灾部门配有常设的防灾减灾指挥部，针对不同的自然灾害，分设了不同的指挥部门，包括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务院防震减灾指挥部，以及国家森林防火指挥中心等。而救灾赈济工作则以各级民政部门为主，涉及卫生防疫工作的，又以卫生部为主导。

　　政府主导防灾减灾，其有效性在近10年来的多次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危机中均有充分体现。包括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2003年的“非典”危机，以及今年伊始的南方雨雪冰灾，都是在政府主导之下，全国紧急动员，尤其是军人、武警与公安干警，以及白衣天使们，付出了无可替代的努力。上述历次危机与灾难，最后均取得了胜利，这充分证明，政府主导防灾减灾工作，既是政府自身使命使然，也是一个国家面对众多灾难与危机的必然选择。

　　当然，这并不是说，以政府为主导，就只能依靠政府解决防灾救灾工作中的所有问题——这并不现实，也无助于进一步提升防灾、救灾与重建等工作的效率。事实上，现代防灾与救灾的主体完全可以是多元的，也应当是多元的。这就是说，在政府的主导力量之外，在个体民众的爱心与努力之外，非政府组织（NGO）以及商业力量对于救灾与重建的作用，应进一步得到提升。

　　NGO的力量得到重视，是近十年来的事情。其实，在1998年的抗洪救灾中，NGO作用的发挥还极其有限，或者说，基本还是政府色彩浓郁的社会组织发挥了有限的作用。但此后的短短十年来，NGO逐渐有了更多的发展，其对于构建公民社会的作用也为人们逐渐认识。单在防灾、救灾等方面，NGO的力量就不能小视。

　　相比于行政组织，NGO在救灾与重建方面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这是其特点所决定的。NGO具备反应上的优势，充满灵活性，可根据需要迅速调整工作重点；NGO一般有强大的专家群体支撑，在具体的救灾重建工作中能够提出专业性的意见；NGO比之层级化的政府机构，是多中心决策，往往能够面向政府机构无法顾及到的细节之处；NGO地位相对超脱，且贴近民众，可以补政府工作之不足，有时候还能带来效率成本优势，等等。

　　汶川大地震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灾区群众的安置，还是卫生防疫，乃至持续时间更长的重建工作，NGO都可有所作为。目前，一些NGO组织已在救助民众、筹集善款、运送物资等方面已经做出了贡献，多元救灾主体的力量已经得到了发挥。而在重建工作方面，任务与困难均必须正视。系统的重建工作，既包括物质意义上的家园重建，也包括受灾民众心灵创伤的治疗，还包括自然灾害知识及防灾、自救等能力在将来更好的普及等。显然，这些领域里，NGO定能够在政府的主导力量之外，有所作为。

　　救灾与重建，必然耗资巨大，单纯依赖政府财政拨款，恐怕难以满足所需。在这方面，商业力量的作用，不能忽视。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商业界已经迅速行动，许多商业领袖慷慨解囊。尽管爱心的厚薄并不以捐款的多寡来衡量，但不少商业领袖对于灾区民众大手笔的支持，还是令人感动与鼓舞，也充分体现出了“责任创造文明”的商业精神。当然，商业界对于救灾与重建工作的作用，并不止于捐赠财物。其实，一些行业，如房地产业，就可直接参与到未来灾区的重建当中。商业界的资源、渠道等，将十分有助于重建工作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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