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晋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古希腊喜剧《鸟》，或许让很多人感到熟悉且陌生。熟悉是因为这是古希腊著名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的名作，陌生是对这部喜剧的现代导演卡罗洛斯·贡并无概念，虽然他是希腊现代最负盛名的戏剧导演。这种熟悉与陌生之感，与我们对古代希腊的了解和对当代希腊的隔膜，很有些相似。

　　卡罗洛斯·贡执导的这部作品，目前几乎可算希腊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首选之作，在其首演的47年后，不仅难以逾越，更被人们认为是希腊战后传遍世界的最成功的戏剧作品。不过和它近半个世纪的声誉比较起来，这部作品面世之初并不顺利。

　　1959年，卡罗洛斯·贡决定排演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他指导自己创办的希腊艺术剧院，在雅典海罗迪·阿提科斯音乐厅进行了首场演出，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该剧被冠以莫须有的“诽谤性”，也许这是讽刺性剧目在不合时宜的年代的共同命运。此外，对于古典剧目进行先锋性的探索，在那个年代远比今天困难。

　　但是就像他的同胞，同样被当作希腊文化骄傲的尼科斯·卡赞察斯基(小说《基督最后的诱惑》作者)一样，最开始的群起围攻决定不了杰作的命运。当雅典的风波平息之后，在伦敦和巴黎，在维也纳和列宁格勒，这部喜剧声誉鹊起，人们交口称赞它是一部“传奇”，甚至称其为希腊现代文化史的基准。47年过去，正在中国进行的“希腊文化年”，也选择它作为奥运年的开年大演。

　　在中国国家大剧院舞台上演出的是卡罗洛斯·贡再传弟子，对于向往古希腊文明的人们来说，这不啻于一次对自己古希腊文化史的重新梳理，而对于现代希腊感到隔膜的观众，也可以感觉到几分希腊现代文化运动的遗响。

　　《鸟》是阿里斯托芬最长的喜剧，在公元前421年上演的《和平》中，有个不经意的笑话表明阿里斯托芬已有一段时间在酝酿“到鸟儿居住的地方去旅行”。而《鸟》在公元前414年写成，当时损失惨重的雅典之战正在西西里进行。阿里斯托芬选择在如此困难的时期选择讲述这样的故事并非巧合，故事的政治本质被栩栩如生的幻想色彩包裹起来，在这样的气氛中，弥漫着一场漫长而又并非总是喜讯的战争。各种冲突都被赋予欢快的外表，并在乐观的梦幻世界中释放出来。

　　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喜剧。剧作家探索出一种方式来调和几乎是所有与他有关的主题，却给企图上演这部剧作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舞台上呈现出文字里的景深，是个苛刻的命题，哪个导演能像阿里斯托芬那样自由？在《黄蜂》中，他嘲讽雅典人无休止的争论；在《云》中，他奚落苏格拉底及其门徒；在《和平》中，他揭露占卜人的欺诈、鉴赏家的傲慢自大以及外交官的自私自利；他还进行文艺批评嘲弄无名“诗人”，嘲弄酒神狂热分子Kinesias和其他人。这样的宏大繁复，给排演带来的困难可想而知，要有多么辽阔的想象力，以及精准的舞台控制，才能在舞台上重新将古典剧作家的智慧以及苦心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包含在喜剧外壳下的政治之核，才可能能在不经意的瞬间被触摸到。

　　卡罗洛斯·贡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喜剧天才和魔术般的手法，正是在这场复沓宏大的剧本的征服中体现了出来：洋洋洒洒的序曲，两幕人物冲突(包括动作和台词)以及漫长的祭祀场景，两段冗长的合唱(合唱队直接对观众演唱)，两个不速之客，两个信使场景，三段插入的合唱，与彩虹女神战斗的场景，普罗米修斯的背信弃义，诸神的特使……这些场景如此浩大复沓，容易滋生疲惫，如果卡罗洛斯·贡没有以他的天才，在这中间微妙地烘托出灵感以及欢歌笑语，很难以想象这部古典主义杰作，能够搭上先锋性的班车，成为战后希腊最成功的现代戏剧。

　　不过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并不只是感受卡罗洛斯·贡一个人的天才——这部古典剧作的现代复兴，集合了当时希腊最优秀的艺术创作者，而所有的人都处于他们的黄金时代。一个伟大的导演相当于一个星系，在卡罗洛斯·贡周围，有希腊现代翻译家瓦西利斯·罗塔斯，他比其他任何人更善于捕捉当代本族语中的风格和变化；有亚尼斯·查罗奇斯的画笔，他的画笔能使鸟人和人鸟栩栩如生；有马诺斯·哈奇达基斯，他的音乐中敏感地再现了戏剧的韵律；有左左·尼可劳迪所设计的鸟群的舞蹈动作；他们的天才征服了这座喜剧高峰，把一部大酒神节上演时并不出众的作品，重新演绎为现代剧经典。

　　而在台上演出的再传弟子们，已经对这部剧作做了“第三次复兴”。今年恰好是卡罗洛斯·贡的诞辰百年，他们也将之视为对卡罗洛斯·贡的致敬之作。与1959年的演出想来差别已大。但浓郁的色彩、优雅的造型、和谐的韵律及悠扬的曲调，都让人联想起1959年海罗迪·阿提科斯音乐厅，当时愤怒的抵制，已经化为遍遍对经典的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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